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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启正:不能为了正面报道而说谎
发布时间:2015-10-31 14:39:46

    “不能为了正面报道而不惜说谎。为了国家利益,必须说实话,”昨(27)日,75岁的赵启正在其新书《直面媒体20年》研讨会上称。 
    被称为“中国第一新闻官”的赵启正,原是学核物理出身。1990-1998年,赵启正在上海浦东工作,曾是浦东新区管委会的首任负责人。他于1998年调入中央,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,被誉为“中国政府公关总管”。2009-2012年,赵启正连续四年担任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。
    全国政协的发布会每年只举办一次,是“两会”期间的第一场发布会,每次都有数百名中外记者参加。因为政协是政治协商、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的机构,所以没有提问范围的限制,问答内容也就五花八门,往往涵盖了当年中国最重要的新闻主题。
    2012年,赵启正就针对“王立军事件”回答过外媒问题。他当时说,王立军正在接受有关部门调查,已经请假不能出席“两会”,建议提问的路透社记者去采访薄熙来。这也是王立军事件后首次有北京官员公开透露其信息。
    《直面媒体20年》一书,选登了赵启正接受内外媒体采访的60多篇文章,面对媒体包括美国时代周刊、俄罗斯电视台等,“这20年,我的发言也是从幼稚到相对成熟。”  
    该书责任编辑、新世界出版社中文首席编辑钟振奋说,每次全国政协的发布会,赵启正都会有好几个小组预演可能出现的200多个问题。正是这样的精心准备,才能“微笑着回答尖锐问题”。
    “方的说成圆的,实际上效果并不好”
    中国新闻发言人是如何炼成的?这个话题的提出,大背景是在很多政府部门尤其在地方,官员还停留在“防火防盗防记者”的心态。
   “有的部门和有的地方,还是把新闻发布仅仅当做危机公关的渠道;即便是那些常态化的例行发布会,有的地方还把它当做负担,”新华社新闻研究所中外媒体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唐润华坦言,有些部门“有意无意还是按照宣传的套路来操作新闻发布,要不就是完全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图和需要来选择发布信息,要不就是缺乏与公众或媒体的信息交流,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自说自话。”
    “随着全球化当中中国地位的提高,随着中国公众知情权的增加,政府的政治透明度也要迅速增加。这是我们国家民主建设的需求,”赵启正说,新闻发布会提供政府信息,同时获得公众监督。
    “新闻发布会如果做得不好,会产生灾难,我们这个亏吃得很大,”他说。  
    赵启正认为,新闻发言人应有“适当的幽默感”,过于强调技巧,会导致“巧言令色”,也不尊重记者和受众。
    唐润华还指出,有些发言人,很喜欢用“外交语言”,也就是“绕弯子、打官腔、说套话”:“居高临下,在什么什么领导下,在什么什么帮助下,在什么什么配合下……还有一种就是狡辩,可能这些新闻发言人个别的会觉得这是自己很得意的地方,方的我能说成圆的,但实际上效果非常不好。”
 
    决不能全国人民都说一套话语体系
    在中国有“发言人三剑客”的说法,其中两位“剑客”也出席了昨日的研讨会:公安部前发言人武和平、教育部前发言人王旭明。
    “文化软实力是说服,不是征服,”王旭明说,“我们研究说,敢于说,说得好的人特别特别不够……如果我们连自己的故事都不会讲,连脱开稿子都不会讲,何谈讲好中国故事?……富豪如何变成绅士,就要靠你的说。”
    “时代走到了今天,我们决不能全国人民都说一套话语体系,都按照一套话语体系来打磨,来表达,那是对历史的不负责,对未来的不负责。”
    前公安部发言人武和平也说,自己作为“一介武夫”,“摇身一变成了面对中外记者的文和平”,也要感谢赵启正的启发。
    “西方记者的新闻价值取向,一时难于改变;但我们完全可以改变他们的报道基调和内容,”他说,在话语方面,要注意不要使用那些陈旧、过时的语言,比如“桥头堡”、“垃圾堆”、“披着羊皮的狼”,很容易引起误解。
    武和平认为,目前中国的新闻发言人,还有两个突出问题:一是重大突发时“不敢说、不愿说”,源于“怕言多必失、怕形象受损、怕政治失分”,导致重大灾难事故时“千呼万唤始出来、千追万问不明白”;二是“不会说、不善说”,是不了解传播规律,不掌握话语常识,常以权力的傲慢,官僚的冷漠,责任的缺位,造成“雷人之语”。
    “像习近平提出的领导干部能力的提高,重要的一条就是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,因为诚恳度决定透明度,透明度决定公信度,公信度决定话语权,”他说,“没有刁难的问题,只有没有准备的回答。
 
现场提问:越是敏感问题越要回答
    凤凰网记者:我有两个问题。一是请问赵部长,您回答过最困难的问题是哪个?第二个问题是:有外媒记者抱怨说,在中国报道最困难的一点是经常没有办法报道另一方面的声音。比如在美国报道一个抗议者,媒体总能采访到另一方,无论是某个公司,还是某个地方政府。但在中国,各级政府机关都不接听外媒记者的电话,他认为这样其实对中国很不利。请问您是否同意这样的说法?
    赵启正:作为发言人,最困难的问题是你对这个问题一无所知。他突然问你一个事件,这个事情可能别人都知道,你不知道,这时候十分为难和被动。
    比如一个记者问说联合国刚刚开完会,关于南海的通航安全问题,你怎么评价?因为我们和他们差12小时,我完全不知道。我只能说:南海通航的自由,我们是非常重视的。中国以往的能源是自给自足,现在我们也大量依靠进口,南海是石油通行要道。今后石油采购量会比日本还多,所以南海通航问题我们是十分关注的,也会继续做贡献。
    至于你说外国记者在中国采访,不仅是获得反面意见难,想获得正面意见也困难。大家都不理他。奥运会的时候,我们的原则就是本人同意采访即可采访本人,机构同意就可以采访机构,当时是受到外媒广泛欢迎的,也确实这么执行了。但到了真正做的时候,还是有很多官员不愿意接受采访。外媒记者就跟我说,不接受怎么办?我说他不接受我还没办法强迫,我只能建议你多说几句,你采访的目的是什么,让他比较放心,让中国公务员能适应你,因为他不知道你要出什么牌,你多说一点试试看,如果还不行,还有别人呢。
    这是中国记者、外国记者,特别是外国记者在中国长期遇到的困难,所以我们要培训发言人、培训公务员,才能彻底克服这个困难,这是长期的过程。
    环球时报记者:西方的新闻发布会经常有追问,而国内更多是发布的形式。今后新闻发布会的形式会不会改进?
    赵启正:追问是允许的,我认为:越是敏感问题越要回答,因为是国际和国内最关心的问题,恰恰是重点。比较温和的问题,不疼不痒的问题恰恰是容易忽略的问题,不一定花很大力气去解释。中国记者追问的人比较少,记者也有高低上下之分,好记者的问题是深思熟虑的。中国追问少,很多情况下并不是因为新闻发言人特别去限制,而是很多记者不善于追问,所以记者和发言人都要进步。
    北京大学学生:突发事件时,有时政府会封锁消息,或者权力单方面表达,会让信息不畅。我们应该有哪些改进? 
    赵启正:危机事件的处理,新闻发布只是其中一个环节,更重要是直接处理这个危机,该抢救要抢救,新闻只是其中一件。如果当地政府只重视新闻发布,而延误了抢救和挽救生命其他措施,那么新闻发布是没有什么优势的。
    危机处理最重要的第一是快,还要准确。如果说错了,会恰得其反。以前的问题就是反应慢,总想我再弄清楚一点,这也是不行的。这时候的发布知道多少说多少,留有余地,最重要的是不要猜测这个事情的原因,因为你不清楚。你说现在发生了某种事故,伤亡是多少,说多说少都没有关系,一般美国的危机事件,伤亡往往说得多,最后出来的结果少;911最初他说要上万人,最后是两千多人。而我们不,往往是说得少,最后多,所以就被怀疑是有意说少了。应该就按你的估计来说,绝不可以猜测,不可以先说结论。比如最近《焦点访谈》报道南京宝马车撞人案,说得非常清楚,问的谁叫什么名字,谁做的鉴定,谁做的化验,谁查的汽车,谁查的肇事者到底有没有精神病,他就说服我了。但是很多受众还不相信,问题在哪儿?前面屡次发布都不准确,其中有一句话:“我们没有发现这辆车有狂奔的现象”。速度测出来是每小时195.2公里,为什么还说“没有狂奔的现象”?于是人家就各种怀疑。
所以快和准是并列的。
    凤凰网记者:有政府宣传部门的人私下会吐槽说,做宣传就是“背黑锅的”,请问您怎么看?
赵启正:这个问题不太好答。现在说塑造形象靠记者和传媒,我觉得我们不敢当,塑造形象不是媒体和发言人就能决定的。我们是传播形象,国家好我们去传播它。你想表现智慧、深沉,你本身必须是智慧、深沉的人。如果你本身不是,我们也没法把你塑造成智慧深沉。
    所以不要认为我们能塑造什么,我们只是传播,我们塑造不了国家,我们只是国家的一部分。国家如果没有腐败,没有贪污,传播的就是零污点的。所以,我们要争取报道的正面效果。周永康他老弟是正面新闻还是负面新闻?但是你报道他,有正面效果,不等于我是为了正面报道,我不惜说谎,为国家利益必须说实话。

(凤凰网:孙莹)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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